普洱茶极简史

首先让我们穿越时空的隧道，回望数千万年前古特提斯多岛洋上普洱茶最早的生命轨迹。大约6500万年前，也就是在恐龙灭绝后的新生代早期，种子植物中的山茶属植物，在亚洲板块的南缘繁衍生息。到了新生代的中期，联合古大陆再一次解体，几大洲的板块再一次移动，产生了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的碰撞，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开始了，青藏、云贵高原急剧隆起。
在迄今200万年前至300万年前的第四纪冰川时期，寒冰长久覆盖的植物基本消亡，而云南的大叶种茶树，地处北回归线附近、亚热带高原，躲过了这场灾难，继续顽强生息。
云南也被学界公认为茶树发源的核心地带。
公元前1066年，常璩《华阳国志》记载：“周武王伐纣，实得巴蜀之师，……鱼盐铜铁，丹漆荼蜜皆纳贡之。”有史学家考证，巴蜀之师共有八个部落，濮人（布朗族的祖先）是其中一个部落。这说明早在3000多年前，布朗族的祖先就已经把茶作为贡品了。
公元863年（唐咸通四年），樊绰在《蛮书·云南管内物产第七》曰：“茶出银生城界诸山。散收，无采造法。蒙舍蛮以椒、姜、桂和烹而饮之。”银生古址在今云南省景东县，南诏王曾置银生节度于此。景东及周边至今仍是普洱古茶园的密集区域。
宋代饮茶习俗风靡全国。宋徽宗赵佶御笔论茶，写出《大观茶论》。王安石《议茶法》云“茶之为民用，等于米盐，不可一日无。”南宋李石的《续博物志》专门描述了古滇银生节度诸山所产之茶的采摘、食用等细节。
元代李京《云南志略·诸夷风俗》曰：“金齿百夷……交易五日一集，以毡、布、茶、盐互相贸易。”“金齿”是指滇西地区包着金牙的少数民族，百夷是指摆夷族，乃傣族之先民。当时茶叶在云南只是集市贸易的一种商品，还没有形成产业规模。
1381年，“普耳”一词第一次出现在文书中。当时普洱区域划归元江军民府车里宣慰司管辖，称“普耳”。此前出现在唐宋元诸代的史籍中，都写成“普日”或“布日”。
明朝是一个特殊的时期，流官制度引来大量屯田士卒进入滇境。中原制茶技术推动了云南茶叶工艺水平的提高。1620年，谢肇淛《滇略》云：“士庶所用，皆普茶也，蒸而成团，瀹作草气，差胜饮水耳。”这是在史料文献中“普茶”一词的第一次亮相。
明代天启年间，云南茶叶生产发展迅猛。由于茶产量的增加，景东府“新增茶税银一百二十五两”（刘文征《滇志》，1621-1627）。明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件是普洱茶在大理的出现。那时，大理点苍山上的古刹感通寺附近有古茶园，当地人采用晒青工艺制作毛茶。1639年，徐霞客在感通寺观看了茶叶采制过程并写下：“树皆高三四丈，绝与桂相似，时方采摘，无不架梯升树者。茶味颇佳，炒而复曝，不免黝黑。”比徐霞客稍早的白族进士李元阳则在《大理府志》（1563年）中写道：“点苍茶，树高二丈，性味不减阳羡，藏之年久，味愈胜也。”这是关于晒青工艺普洱茶“越陈越佳”特征的最早表述。
清代普洱茶历史是辉煌和凝重的。1661年（清顺治十八年），刘健《庭闻录》载：“北胜（今丽江永胜县）达赖喇嘛、干都台吉以云南平定，遣使邓几墨勒根赉方物求于北胜州（今丽江市永胜县）互市茶马”。平西王吴三桂正式奏请朝廷，建议在云南开市易马。吴三桂的奏文获得皇上恩准。“茶马互市”不仅满足了西藏人民对茶叶的需求，而且在政治上把西藏和祖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。王廷相《严茶议》云：“茶之为物，西戎吐番古今皆仰给之，以其腥肉之物，非茶不消；青稞之热，非茶不解，故不能不赖于此也。是则山林茶木之叶而关国家政体之大，经国君子，固不可不以为重而议处之地也。”
1714年（康熙五十三年），章履成《元江府志》写道：“普洱茶，出普洱山，性温味香，异于他产。”这是历史上“普洱茶”一词首次面世。
1716年（康熙五十五年），镇守云南开化（今文山）等处地方副将总兵官阎光炜为康熙皇帝八十大寿进贡，具体恭品如下：“普洱肆拾圆，孔雀翅肆拾副，女儿茶捌篓，巨胜子两袋……”。这是普洱茶进贡最早的官方文献。
清雍正年间，云贵总督鄂尔泰大力推行“改土归流”政策。雍正七年（1729年），普洱府正式设立。为了管理茶叶生产，鄂尔泰在攸乐（今景洪市基诺乡）设同知府，在思茅（今普洱市思茅区）设通判和总茶店，规定所有茶叶均须卖给总茶店，再由总茶店卖给茶商。以往进入茶山的汉族商人，悉数驱逐。
1766年（乾隆三十年），缅甸人进攻版纳，清廷派重兵平定边疆。为奖励守土有功的将土，乾隆将六大茶山的倚邦土千总曹当斋提升为土守备。由于连年年战乱，土著居民大量逃亡，茶叶产量急剧下降，导致贡茶无着。因此，倚邦土司决定在全国招纳垦户，易武土司则派人去人多地少又较近的石屏等地招人进茶山“栽培茶园，代易武赔纳贡典”。
倚邦、易武的新移民带着内地的茶园栽培管理技术和制茶技术，推动了当地茶产业的发展。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，一直到民国时期，车里土司管辖的车里（今景洪）、猛海（今勐海）等地都还没有实施茶树的锄草、修剪等管理技术。云南早期的茶庄大多开设在倚邦一带，因为当时那里是古六大茶山的中心和茶叶运输的要冲，自然也就成了茶叶的集散地。倚邦的二十多个茶庄是广东人、江西人、四川人、云南红河人（绝大部分为石屏人）、玉溪人、丽江人开设的，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同庆号、宋聘号、同兴号、同昌号、宋寅号、元昌号、敬昌号等。
1792年，以英国特使马戛尔尼为首的观光团一行95人来华，向乾隆祝贺80大寿并送上寿礼。作为礼尚往来，乾隆回赠了大批珍贵礼物，其中就有普洱茶和普洱茶膏。这是普洱茶作为国礼的高光时刻。
1799年，檀萃《滇海虞衡志》载：“普洱茶名于天下，此滇之所以为产而资利赖者也。出普洱属六茶山：一曰攸乐，二曰革登，三曰倚邦、四曰莽枝、五曰蛮砖、六曰曼撒，周八百里，入山作茶者数十万人。茶客收买，运于各处。每盈路，可谓大钱粮矣。”普洱茶的盛况由此可见一斑。
清道光年间，易武车顺号主人车顺来进京参加科举考试并取得了贡生学位。为了报答朝廷，他将本号精制茶品送到宫中。道光皇帝饮后赞此茶：“汤清纯、味厚酽、回甘久、沁心脾、乃茗中之瑞品也”，并钦命头品顶戴赴云南呈宣，赐封车顺来为“例贡进士”，由云南布政使司布政使捷勇巴图鲁史监制成“瑞贡天朝”金色大字牌匾赐给“易武车顺号”，命车顺来每年向朝廷进贡普洱茶。
云南虽地处西南边疆，但是全国茶产业的兴衰，对云南的影响也是直接的。1886年，中国茶叶出口达到历史高点，随后逐年下降。清末的普洱茶与整个中国经济一样，外销受到法国人的限制；边销西藏，则有英国人在印度阻拦。出产贡茶的倚邦当时是五大茶山之首（攸乐茶山当时归土司管辖），已不复昔日之繁华，户不过五百，茶号从二十余家衰落到二三家。易武的茶号也从四五十家减至四五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