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曼松的贡茶诅咒说开，聊聊战争带来的古六大茶山繁荣

曼松，一座因“贡茶”而传奇的茶山，这里是古时的茶山交易中心，也是如今一茶难求的珍品。然而，贡茶一事，带来曼松的不只有辉煌与荣耀，还有苦难与诅咒。
解读曼松，不仅能一览普洱贡茶的兴衰，更能探索被隐藏的古六大茶山始兴原因，今天这篇专题文章，就让我们从曼松的贡茶诅咒说开，聊聊战争带来的古六大茶山繁荣。
曼松的王子坟之谜
曼松的第一个标签是王子坟，传闻中在这座不起眼的土包里，埋藏着某位身世显赫的王子，具体则有两种说法，一种说法认为，埋藏在此的是朱家皇帝，当年李定国拥永历帝在昆明登基，建立“南明”，清康熙年间，吴三桂剿灭南明李定国，皇族在逃亡时，一个16岁的少年在家仆的帮助下，避开官兵的追杀，逃往曼松，投靠一姓李的人家。
而李家为掩护该少年，对外谎称是“患怪病的义子”，并举家迁往四家寨避难，多年以后，李家人才公开其真实身份：该少年是南明永历皇帝朱由榔的儿子（一说是侄子），并带村人将其埋在山顶，还为王子坟挖了防护沟，此山便被称为“王子山”。
实际上，从永历帝登基，一直到吴三桂将他从缅甸索回，并杀死在昆明，没有任何史料记载他有过皇子，因此，即使李定国最后死在勐腊，曼松山的王子坟，也不可能埋的是永历帝的皇子。
另一种说法则认为是南昭王子，南诏国从开国君主“细努逻”到最后一代舜化贞，前后经历165年，历十余代。当南诏权臣郑买嗣从通海、元江一带发兵，导致南诏灭国时，南诏王子逃难的路线应该是从景东、普洱到倚邦，顺河谷南逃至曼松的彝族聚居区。
这一说法可以从宗族姓氏的变迁中去推测，南诏王室本姓蒙，亡国后，分别改姓左、罗(与“课”同音)，而曼松绝大部分是彝族的香堂人，大姓是罗、李，其中李姓在南诏时期又是官宦人家，与蒙姓皇族通婚存在通婚，因此从逃亡路线和宗族血缘来说，这种说法都相对站得住脚。
九州通及的龙脊大道
无论真相如何，只剩一座矮矮土包的“王子坟”，依然成为历史中的陈烟，与之相比，与古六大茶山的辉煌紧紧相连的这条“龙脊路”，承载的历史感明显更为厚重。
都说倚邦老街那条斑驳的石板路遗迹是当年“龙脊路”，实际上，顺曼松山，依着“王子坟”，也有一条人工修筑出来的大道，以今日的眼光看来，这条大路也称得上宽阔，而在当年，这更是一条行人往来，商旅不绝的“高速公路”。
这条完整的“龙脊路”，龙头在倚邦的石板道，龙尾就在曼松丫口，从龙尾走出，共有四条通道在这里交汇，一条通向老挝，一条可至越南，一条通向缅甸，一条直达普洱，堪称“九州通及”。
当年这条承载着马蹄铮铮，川流不止的繁华商道，如今已被草丛树木所掩盖，只有历经磨难后仍宽宥的路基，在诉说着当年的历史。
深在群山的倚邦和曼松，当年能有这样一条马蹄铮铮，川流不止的通天大道，是因为古六大茶山的繁荣，而古六大茶山的繁荣，又是从何而来的呢？
有人说是因为曼松茶的传奇贡茶史，相传明朝万历年间，曼松茶被献给了爱喝绿茶的明宪宗。这位皇帝一口品出了曼松茶的神异之处，冲泡后的茶叶条索，竟又能笔直地树立在白色的茶碗中，引得龙颜大悦，大喜道“大明江山屹立不倒”，随后便指定曼松茶为皇室贡茶，但传说毕竟是传说，当不得真。
二战之后，美苏的冷战与备战给世界带了深远的灾难，也极大地促进了以航天技术为代表的科技发展；60年代，中苏交恶后，中国以加强国防为中心，开展了艰苦的战略大后方“三线建设”，为中西部地区带去了技术的种子，在这里，陆离也大胆提出一个假设：古六大茶山的始兴，正源自于一场可能发生的战争。
因战而兴的贡茶山
象明乡是版纳唯一的彝族，尽管明清时期有大量来自江西、湖广、石屏等地的汉人来到这里，但经过上百年时间的洗礼，人们早已适应了当地的生活习俗，与村寨、茶山融为了一体，成为了地道的彝族香堂人。
然而，曼松似乎是个例外，如今的曼松村由古曼松迁居而来，这是一个彝族村寨，但这里所讲的彝话，却只在象明山的几个村寨才能说得通，这里也少有云南彝族的习惯，其房屋建筑和生活习俗，反而更贴近川西坝子的风格，问及村里的老人，答曰：“老祖宗说我们是打仗过来的。”
打仗？在这样的大山深处，为什么要打仗？和谁打的仗？这就不得不提到那位著名的民族英雄——李定国。据史料记载，当年，李定国随张献忠的大西军攻陷成都后，曾在川西募人补充兵员，在清军的蚕食下，李定国又从四川退入云南，拥永历帝建立“南明王朝”，保山磨盘山一战后，吴三桂击溃南明主力军，李定国率残部进入勐腊，最后病逝在当地。
后来吴三桂的儿子又率清军进勐腊清剿残部，李定国的两个儿子，一个投降，一个带着部分人逃进勐腊的崇山峻岭，再无踪迹，他们的落脚地，会不会就是曼松？而所谓的“王子坟”，有没有可能是晋王李定国的儿子?
我们暂且按下不表，循着历史的车轮继续向前，吴三桂杀永历帝后，被封为平西王，在云南拥兵自重，只可惜，这样一位枭雄遇到了康熙大帝，康熙以天下靖平为由，命兵部停供了他的军费，两方的矛盾进一步激化。
养兵备战，不无需要海量钱财，此时云南经过十余年战乱，对蒙藏地区的茶叶供应大大减少，清兵入滇后，藏族迫切要求恢复茶马贸易，正中吴三桂的下怀，于是便以封疆大吏的职权，在今丽江永胜展开大规模的“茶马互市”，此事在《清史稿》和刘健的《庭闻录》中均有记载，足见规模之大，事态之巨。
自此，海量的茶叶进入蒙藏，大批的战马形成铁骑，无数的银两流入茶山，可以说正是因为战争的注资，古六大茶山才迎来了始兴，海量汉人才有了涌入茶山的动力，普洱茶也才有了发展的机会。
1729年，平定三藩之乱后，云贵总督鄂尔泰决定在云南实行改土归流，把元江分府升格为普洱府，并设思茅厅，将车里管辖的六大茶山划归思茅厅，形成江内六大茶山，同年8月6号，云南巡抚沈廷正式向清宫上贡普洱茶，普洱贡茶制度逐渐清晰，正如阮福在《普洱茶记》中所说：
“知每年进贡之茶，立于布政司库铜息项下，动支银一千两，由思茅厅领去转发采办...本地收取新茶时，须以三四斤鲜茶，方能折成一斤干茶。每年备贡者，五斤重团茶，三斤重团茶，一斤重团茶，四两重团茶，一两五钱重团茶， 又瓶装芽茶，蕊茶，匣盛茶膏，共八色，思茅同知领银承办。”
从吴三桂开拓“蒙藏茶马互市”，到1729年设普洱府，短短数十年间，普洱茶已经从粗枝大叶的边销茶形象，过渡到以“蕊芽”为主，包装精美的贡茶，成为了风靡京城的皇家饮品。